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时代。据考证，在距今2万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，这片土地上就有了人类活动。1976年在铜梁县城郊西郭水库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；1983年，在九龙坡区马王场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几十件石器；在巴南区、江津、合川等地都有旧石器时代遗物的零星发现。80年代，考古学者在对长江、嘉陵江及其支流的重庆地区河段进行调查中，发现近3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主要有江北区朝阳河嘴、南岸老君坡、干溪沟、广阳坝、江津王爷庙、白沙沱等，证明了重庆地区早期的人类活动，有比较稠密的原始部落分布。正是这些最早的重庆居民，创造了重庆最古老的历史文明。

   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治水英雄大禹，娶涂山氏为妻，含辛茹苦治水十三年，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。根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“禹娶涂山辛壬癸甲而去，生子启，呱呱啼，不及视，三过其门而不入室，务在救时。”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江州涂山，有夏禹庙、涂后祠。”江州，重庆的古称。，大禹继王位后，按照地理条件，改尧时全国分十二州为九州，已属梁州。西周之时，梁州并入雍州。前1027年，在周武王讨伐纣王的牧野之战中，巴人作为剪商联军之一，作战十分勇锐，歌舞以凌殷人，立下汗马功劳。之后，周武王封宗姬于巴，是为江汉诸姬之一，以江州(重庆)为府地。这时的巴族并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家，仍是以地缘为纽带的多部落联盟。到了东周时期，巴域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。巴人原以射猎著称于世，这时他们却在丘陵地带种植五谷，牲具六畜，转以农业生产。因有经济基础，膨胀了巴人对外扩张的野心，开始与邻境之间争夺，引发出巴人部落之间的内乱。《华阳国志》载：“周子季世，巴国有乱”。在平息内乱中，巴将军蔓子请师于楚，楚王乘机漫天要价，巴将军无奈，应许割让三城池为条件。内乱平息后，楚王向巴要城，巴将军曰：“借楚之灵，克弭祸难，诚许楚王城，将吾头往谢之，城不可得也!”然后割下自己的头，给楚使者带回，以谢楚王。楚王深受感动，叹日：“使吾得臣若巴蔓子，用城何为。”乃以上卿的大礼安葬了巴将军的头，巴民则以厚葬祭其身。今天，在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渝海大厦负层下面的石壁边，可以见到一座“将军坟”，墓碑上刻有“东周巴将军蔓子墓”。到战国时期，因楚国国力急剧增长，一再称霸中原，巴人日感威胁，被迫占据川东一带，并建立起一个较完善的奴隶制国家——巴国。据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记载，这时巴国的辖区“其地东至鱼复(今奉节县)，西至焚道(今宜宾市)；北接汉中(今陕西南部)，南极黔涪(今彭水、黔江一带至贵州东北部和湘西等地)”。在较长时期内，江州都是巴国的政治统治中心，故史称“都江州”。

   前316年，蜀国起兵讨伐巴国，巴白不能敌蜀，求助于秦，秦惠王本有扩张自己势力之意，便令张仪、司马错等率军从石牛道入蜀，征伐蜀国，蜀王败走武阳被秦军所杀。灭蜀后，张仪贪巴道之富，乘胜挥师东下，一举征服巴国。前314年，秦惠王在原巴国地方建立巴郡。张仪命军士就地取材，用石头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筑江州城，以巩固这一军事要地(这是今重庆市区第一次筑城)。秦对巴采用了巴人管理自己事务的统治政策，并用“世尚秦女”的联姻方法加强对巴郡的统治，实行给田不收租和刻石盟誓等一系列怀柔政策，规定“秦犯夷(夷：当时在巴的主要部落之名)，输黄龙一双；夷犯秦，输清酒一钟。”(这种清酒就是现在称的“咂酒”。根据《水经注·江水》记载：“村人善酿，故俗称巴乡清，郡出名酒。”)因有这种对巴人的有效统治，才为秦灭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后来，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划一郡县，巴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，管辖范围有江州(今渝中区)、枳(今涪陵)、垫江(今合川)、阆中、鱼复(今奉节)、巫(今巫山)等六县。据《华13H国志》载，这一时期巴郡的府地时有变迁，虽以江州为主，也曾迁垫江(今合川)、平都(今丰都)、阆中等地。